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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纪要》之公司纠纷案件审理专题研究

2020-11-04 09:39:28

备受瞩目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已于2019年9月11日经Z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319次会议原则通过,并于11月14日晚公布。

俗话说“诉讼是非诉的试金石”,虽九民纪要系针对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问题作出,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却可作为法院分析法律适用理由时的说理依据,因此一经公布便引起广泛关注,其关注群体不仅限于司法审判者和诉讼律师,广大金融机构、投资机构、非诉律师、公司法务也纷纷加入到学习的行列,唯恐在今后的项目投资或业务中“踩雷”。

九民纪要内容涉及12个部分130个问题,本文先就有关公司纠纷案件审理的8个重要问题中的前4个问题进行梳理、解析,其他问题将在接下来的九民纪要专题中继续分享。

会议认为,审理好公司纠纷案件,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投资安全,激发经济活力,增强投资创业信心,具有重要意义。要依法协调好公司债权人、股东、公司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司外部与内部的关系,解决好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

笔者解析

这段话并非通常意义的《会议纪要》的空话、套话,蕴含了公司纠纷审理的指导原则和精神,凝结了Z高院的司法审判智慧,可谓字字珠玑,值得细细品味,是公司治理、各方利益平衡和投资交易风险防范的风向标。

一、关于“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履行

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从订立“对赌协议”的主体来看,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对赌”等形式。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

(一)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赌”

如无其他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实践中并无争议。

(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

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实际履行存在争议,应当把握如下处理规则:

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

1.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2.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笔者解析

判断对赌协议是否有效,不仅以《合同法》为据,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回购和/或补偿的诉请是否能获得支持,取决于是否具备法律和事实上的履行可能,且以不违反资本维持与债权人保护原则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依法平衡各方利益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的情形下,九民纪要将“完成减资程序”或“存在可分配利润”作为对赌协议实际履行的前提在实务界产生了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完成减资程序”应属股东们的“后义务”,而非目标公司回购的“前条件”,将其作为前置条件可能会因目标公司根本无法完成减资程序导致投资方诉请被驳回,陷入维权死局。另外,将目标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作为其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前提,将面临利润的举证及确定问题,投资方可能会因无法证明目标公司的利润被迫先提起知情权之诉获取证据,或即便掌握相关证据,但却无法确保其真实性,势必造成讼累。

笔者认为

该条规定漠视了投资方兼具对赌协议债权人身份的事实,使得投资方维权陷入重重障碍或根本不可能实现,将可能促使对赌生态中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投资方案的改变。该条规定无疑与本纪要强调的“激发经济活力,增强投资创业信心”精神是相悖的。笔者假设,对于利润的举证和确定,若Z高院明确由目标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并课以虚假证据、虚假陈述的处罚措施,不仅更具操作性、大大缩短投资方的维权周期,且可节省大量司法资源。

笔者建议

虽九民纪要在一定条件下肯定了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的效力,但协议有效并不当然能够实际履行。为免争议,建议投资人在设定对赌条款时,务必高度关注未来协议履行的可能性、可行性和操作性,尽可能将对赌触发条件细化,便于投资方的回购或补偿权利能够得到切实保护。另外,投资人可考虑与全体股东约定若对赌触发应配合完成减资程序,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向投资人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以促使其他股东迫于承担违约责任的压力积极配合完成减资。而对于目标公司承担的金钱补偿义务,可考虑约定若目标公司无利润或利润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由目标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第三方进行担保。

二、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及表决权

(一)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

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笔者解析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一直倍受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债务人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而股东又有出资款未到期,此时通过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方式即可以解决债务清偿问题,所以应当许可此时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债权人可以直接向股东主张清偿债务。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由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进入破产程序后再按照《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使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这样方能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单个的债权追及诉讼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的精神,可能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九民纪要之前,Z高院倾向于按后一种意见处理,现改为“加速到期”并不以进入破产程序为前提,仅要求具备破产原因即可。笔者理解,是为两种意见的“折中”,一方面降低了债权人的维权难度、缩短了维权周期,只要满足资不抵债且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就可直接裁定股东认缴的出资加速到期。另一方面也挽救了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避免债务人公司可能因某一项债务的“拖累”被动进入破产程序。

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笔者解析

这一规定意味着股东不得随意延长出资期限,否则,应在认缴资本范围内对公司已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责任,不再享有认缴出资期限利益的保护。

(二)表决权能否受限

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对未缴纳部分的出资是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表决权等问题,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来确定。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应当按照认缴出资的比例确定。如果股东(大)会作出不按认缴出资比例而按实际出资比例或者其他标准确定表决权的决议,股东请求确认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该决议是否符合修改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程序,即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

笔者解析

《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这是《公司法》关于股东表决权的一般规定,且未明确“出资”是按实缴还是认缴,故实践中出现了股东认缴出资未届履行期限的情况下,股东的表决权是否受实缴比例和出资期限影响的争议,甚至引发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的纠纷。就此,九民纪要从两个层面予以明确:首先,简而言之,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则按认缴出资比例确定;其次,若按实缴出资比例或其他标准确定表决权的,该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另外,笔者提醒,依据股份公司“同股同权”的原则,九民纪要的前述规定仅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

三、关于股权转让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

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笔者解析

《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民法总则》第65条将《公司法》第32条修正为:“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很显然,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此次九民纪要系对《公司法》及《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重申。

风险提示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1.公司变更登记事项(例如: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2.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3.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4.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笔者建议

鉴于上述,既然工商登记一般并不影响股权受让人的股东身份,因此为免处罚风险,建议若无其他特别原因,股东应积极配合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否则若公司因此落下行政处罚记录,将可能对今后融资、上市及企业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二)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审判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1条规定的理解存在偏差,往往以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准确理解该条规定,既要注意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要注意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正确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一方面,其他股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其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同等条件购买股权的情况下,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除非出现该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另一方面,为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虽然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不影响其依约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延伸阅读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1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

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笔者解析

侵害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之争由来已久,司法裁判标准不一,尽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1条规定了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处理方式,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适用难度仍很大。九民纪要强调“对内转让”与“对外转让”均应平等保护,应正确认定“对外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在保护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时,亦应兼顾交易稳定与安全,以认定合同有效为原则,合同无效为例外,保护“外部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若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履行的,转让股东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关于公司人格否认

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对债权人保护的失衡现象。在审判实践中,要准确把握《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精神。一是只有在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损害债权人利益,主要是指股东滥用权利使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二是只有实施了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股东才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其他股东不应承担此责任。三是公司人格否认不是全面、彻底、yong久地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而只是在具体案件中依据特定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突破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的一般规则,例外地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的既判力仅仅约束该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不当然适用于涉及该公司的其他诉讼,不影响公司独立法人资格的存续。如果其他债权人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四是《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滥用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在审理案件时,需要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既审慎适用,又当用则用。实践中存在标准把握不严而滥用这一例外制度的现象,同时也存在因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适用难度大,而不善于适用、不敢于适用的现象,均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人格混同

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Z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Z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

  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

  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

  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

  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

  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

  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关键要审查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而不要求同时具备其他方面的混同,其他方面的混同往往只是人格混同的补强。

(二)过度支配与控制

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

  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

  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

  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

  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

(三)资本显著不足

资本显著不足指的是,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实质是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由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标准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要与公司采取“以小博大”的正常经营方式相区分,因此在适用时要十分谨慎,应当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

(四)诉讼地位

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人格否认纠纷案件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形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1.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由生效裁判确认,其另行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股东为被告,公司为第三人;

  2.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

  3.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尚未经生效裁判确认,直接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债权人释明,告知其追加公司为共同被告。债权人拒绝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笔者解析

《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民法总则》第83条第二款规定:“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公司人格否认虽法律已有明确规定,但却因过于原则、抽象、构成要件不清晰等原因导裁判标准难以统一,司法实践中存在“滥用”和“不善用”、“不敢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此次九民纪要非常详尽地将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情形进行了列举,并明确了不同情形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对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 

五、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责任

纪要原文: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算责任的认定,一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不适当地扩大了股东的清算责任。特别是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职业债权人,从其他债权人处大批量超低价收购僵尸企业的“陈年旧账”后,对批量僵尸企业提起强制清算之诉,在获得人民法院对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认定后,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的人民法院没有准确把握上述规定的适用条件,判决没有“怠于履行义务”的小股东或者虽“怠于履行义务”但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没有因果关系的小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远远超过其出资数额的责任,导致出现利益明显失衡的现象。需要明确的是,上述司法解释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算责任的规定,其性质是因股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在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否应当对债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笔者建议

虽九民纪要仅针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作出,但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有关公司清算的其他规定进行整体梳理和分析。因此,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相关法规。

法规回顾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除因公司合并或分立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1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3款: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民法总则》第17条:“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笔者解析

《公司法》虽规定公司解散后应当清算,但却未规定相关义务主体怠于清算的法律责任,导致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或不了了之,或借机逃债,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同时也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1、2、3款虽根据不同情形对相关责任主体分别课以“赔偿责任”、“连带清偿责任”或“相应民事责任”,似乎对立法欠缺有所完善和补充,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仍难以准确把握,导致清算义务人的清算责任被不当扩大。九民纪要明确第2款规定的“连带清偿责任”属侵权责任,对于纠正上述现象具有积极意义,无疑给广大长期受 “迫害”莫明为大股东“背锅”的小股东带来“福音”。

另外,在学习纪要的过程中,有个问题引起了笔者关注。虽然《民法总则》首次确立了“清算义务人”的概念,但对于何为“清算义务人”,因《公司法》和《民法总则》规定不一致,导致理论和实务界曾一度产生困惑,后逐渐达成“共识”,《公司法》的清算义务人属《民法总则》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范畴。也就是说,“清算义务人”的确定,依《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此次九民纪要亦明确,《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商事特别法的关系,两者规定一致的皆可适用,规定不一致的,应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据此,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我们不难再一次得出以下结论:公司清算义务人通常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至于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清算义务人?虽然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3款规定,实际控制人有可能承担相关责任,但因其可能是公司股东也可能不是股东,故笔者认为,实际控制人不当然属于清算义务人,特别提醒注意。

(一)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

纪要原文:《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股东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者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笔者解析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应以清算义务人存在过错或过失为前提。因此,如何界定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至关重要。为便于理解,笔者特进行归纳总结如下:

构成“怠于履行义务”的情形:

      1.存在主观过错: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

      2.或存在因过失导致无法清算的消极行为。

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的情形:

      1. 已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

      2. 或小股东自身或委派的人员未担任董事或监事,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笔者提醒

九民纪要仅针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适用条件进行严格限制,并未涉及第1款和第3款,但第1款和第2款其实存在界限不清的情况。因此,为避免蒙受不必要的损失,笔者提醒广大股东,当公司出现解散事由时,应积极启动清算程序、履行清算义务,不能以“持股比例较低无法决策”、“受大股东排挤无法参与”、或“长期未参与公司经营不了解情况”等为由放任不管,而应积极地启动相关清算程序。例如:当公司解散事由出现后,应在15日内向公司/董事会/其他股东发函,要求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并保留相关催告证据。在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虽然相关催告函可能会“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应,但至少能证明小股东主观上已积极地为启动清算程序做出努力,客观上的确非因自身原因造成未参与清算或清算被搁置。

(二)因果关系抗辩

纪要原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笔者解析

九民纪要明确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属侵权责任,因此,因果关系是认定侵权成立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即便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也并非必然导致连带清偿责任的承担,只有当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方构成侵权。因此,笔者提醒,清算义务人的免责举证除前述提及的主客观要件外,重点还应对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取证。不过笔者预测,鉴于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公司纠纷的复杂性,前述因果关系的认定今后可能仍然是争议焦点和难点,需要法院根据个案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三)诉讼时效期间

纪要原文: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

笔者解析

依据《民法总则》第188第2款的规定,债权人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但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起算时点如何确定,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有的认为应以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满15日之后开始计算,有的认为应以无法进行清算、造成债权人损失之日起计算,还有判例显示应以因无法清算而由法院做出裁定之日起算。九民纪要正式稿将征求意见稿中“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清算事由出现后的第16日”修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很大程度将诉讼时效起算时点延后了,无疑更有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

六、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纪要原文: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审判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有必要予以规范。对此,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一)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

纪要原文: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

法规回顾

《公司法》第16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合同法》第50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笔者解析

九民纪要将法定代表人擅自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认定为“越权代表”,回避了《公司法》第16条有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强制性规定的争议,将审查重点转移到《合同法》第50条:“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即以订立担保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为标准认定合同效力,对统一审判尺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善意的认定

纪要原文:前条所称的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公司法》第16条对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的决议机关作出了区别规定,相应地,在善意的判断标准上也应当有所区别。一种情形是,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另一种情形是,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无论章程是否对决议机关作出规定,也无论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根据《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标准不宜太过严苛。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的除外。

笔者解析

债权人要证明自己善意,必须证明担保合同订立时已对公司的担保决策程序及相关决议进行审查。为便于理解,笔者分别就关联担保(对内担保)和非关联担保(对外担保)进行归纳总结。

在“对内担保”的情形下,债权人要证明自己系“善意”,应满足以下条件:

      1.证明已获得并审查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

      2.证明已获得并审查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同意担保的决议;

      3.证明已审查该等决议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已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或盖章的主体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4.由于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所作担保的表决,故债权人应证明已审查相关决议排除了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的表决权;

      5.证明已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印证公司提供的相关信息与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信息相符,若不相符,公司已出具书面说明函和相应的证明文件进行确认,避免因公司股东“内外有别”,债权人未进行合理审查导致担保合同效力受到影响。

在“对外担保”的情形下,债权人要证明自己系“善意”,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1. 证明已获得并审查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

      2. 证明已获得并审查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担保的决议;

      3.证明已审查该等决议已经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或董事签名或盖章,且同意决议的相关主体符合章程规定;

      4.证明已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印证公司提供的相关信息与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信息相符,若不相符,公司已出具书面说明函和相应的证明文件进行确认,避免因公司股东或董事“内外有别”,债权人未进行合理审查导致担保合同效力受到影响。

笔者提醒

笔者注意到,实际上在对内担保和对外担保中,债权人需要审查的文件和内容几乎是相同的,只是对内担保审查的是股东(大)会决议,而对外担保审查的是股东(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对于决议的签字或盖章主体均要求必须符合章程的规定,只不过在对内担保的情况下,决议须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而对外担保的情况下,决议人数应符合章程的规定。笔者发现,在对外担保的情况下,九民纪要规定“决议人数符合章程规定”只考虑了董事会决议的情形,忽略了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若公司章程规定对外担保的决策机关是股东(大)会,则该决议应由章程规定的所持一定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即与表决权有关,与人数无关。另外应注意,九民纪要明确债权人的审查义务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除非公司能够证明担保合同订立时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变造的,即“非善意”。

 (三)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

纪要原文: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

  (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

  (3)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

  (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笔者解析

第(1)种情形,由于公司本身以提供担保为业,因此无需提供对外担保的相关担保决议;对于第(2)、(3)、(4)种情形,是否需要决议笔者认为有待商榷,无须决议的规定似乎背离了九民纪要关于防止随意担保以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初衷。第(2)种情形下,若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相当于关联担保,若不审查相关决议,极可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第(3)种情形,若公司和主债务人存在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关系,同样可能发生第(2)种情况所述风险;第(4)种情形,若该等持有公司2/3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本身就是应回避表决的股东,则构成无权担保。故笔者假设,若此处改为:“担保合同系全体股东签字同意”可能会更为妥当。

(四)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

纪要原文:依据前述3条规定,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笔者解析

Z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笔者发现,依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无论债权人有无过错,担保人均应承担一定责任,而非全部不予支持。九民纪要的上述规定显然与《担保法》司法解释发生了矛盾,到底是不支持还是支持部分?这将可能成为今后实务中新的困惑,故笔者认为应将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句话删除。

(五)权利救济

纪要原文: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没有提起诉讼,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六)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纪要原文:债权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订立的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七)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

纪要原文: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该约定的效力问题,参照本纪要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

七、关于股东代表诉讼

(一)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起诉

纪要原文: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被告以行为发生时原告尚未成为公司股东为由抗辩该股东不是适格原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笔者解析

股东代表诉讼也称派生诉讼、衍生诉讼和传来诉讼,源于英国衡平法,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的相关主体的责任时,为维护公司利益,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所得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机制。

股东代表诉讼的功能在于抵御管理层的不当行为,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权利,但目前我国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法规仅有《公司法》第151条,虽《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有所补充,但伴随着公司纠纷的日趋复杂,该等规则已难以解决司法实践的争议和困惑。关于原告股东是否有权针对其成为公司股东前发生的行为提起诉讼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反对者认为,排除其诉权能有效防止以提起诉讼为目的收购股份的行为,进而防止“购买诉讼”或“投机诉讼”发生,有利于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性;支持者则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基础是共益权,而非自益权,公司经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能简单割裂,原告在所诉行为发生时不是公司股东,不影响其基于共益权代公司行使权利。意即原告股东不是以属于他个人的诉因起诉,而是基于公司的诉因,以代表人的资格提起诉讼,诉讼利益归于公司。显然,九民纪要采用了后一个观点,认为原告股东有权针对其成为公司股东前发生的行为提起诉讼。笔者认为,这对于抵御、打击管理层的不当行为,保护公司权益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亦为股东争夺公司控制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将公司牵连进不可预期的无休止的诉讼中无法自拔,不仅严重干扰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也可能损害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挫伤公司管理层的积极性。因此笔者认为,若此处能增设一个原告股东持股的“时效期间”作为起诉条件,将能更大程度避免上述滥诉风险的发生。例如:在涉诉行为发生3年(与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衔接)后受让股权的股东,无权就该行为提起代表诉讼。甚至可参照其他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台湾地区连续持股的规定,将连续持股时间作为原告股东起诉资格的叠加条件,将更能有效避免滥诉的发生。

(二)正确适用前置程序

纪要原文:根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之一是,股东必须先书面请求公司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履行该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但是,该项前置程序针对的是公司治理的一般情况,即在股东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之时,存在公司有关机关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如果查明的相关事实表明,根本不存在该种可能性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以原告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

笔者解析

为尊重公司内部治理,使公司能够了解股东诉求并自行与相关方解决纠纷,防止股东滥诉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不良影响,《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di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di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若一味要求股东依照上述规定履行“竭尽公司内部救济”的程序,将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进而损害公司利益。尤其在被告同时包括董事与监事或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监事缺位等情形下,前置程序在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完成,导致原告股东的代表诉讼陷入困境,阻碍了公司利益的维护。因此,有必要在一定条件下对前置程序进行豁免。目前司法审判实践对于豁免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是从宽的,九民纪要对此进行了明确,对统一裁判思路、提高诉讼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三)股东代表诉讼的反诉

纪要原文: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第3款的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后,被告以原告股东恶意起诉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以公司在案涉纠纷中应当承担侵权或者违约等责任为由对公司提出的反诉,因不符合反诉的要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笔者解析

对于前一种情况,此前部分法院是裁定不予受理,现九民纪要规定法院应予受理,有利于股东审慎自己的诉讼行为,对防止滥诉、缠诉、浪费司法资源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定程度上也会挫伤股东代公司维权的积极性。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是股东,一般而言若非责任主体的行为已构成对公司利益的重大损害,股东不一般不会轻易启动代表诉讼,一方面胜诉难度较高,另一方面即便胜诉,利益并非直接归于股东,而是归公司,股东却可能要为公司垫付巨额诉讼费、律师费,还要面临被反诉的风险,无疑给本就不积极乐观的代表诉讼又上了一道“紧箍咒”。对于第二种情况,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已出现反诉被告并非本诉原告的判例。但根据民诉法,反诉应是本诉的被告对本诉的原告提起的诉讼,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虽原告股东系基于公司的诉因起诉,诉讼利益归于公司,但公司的诉讼地位是第三人,股东对作为第三人的公司提起反诉势必引起当事人诉讼地位的混乱。九民纪要对此进行了明确,将诉讼程序回归到了正常轨道。

(四)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

纪要原文:公司是股东代表诉讼的Z终受益人,为避免因原告股东与被告通过调解损害公司利益,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是否为公司的意思。只有在调解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通过后,人民法院才能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至于具体决议机关,取决于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司股东(大)会为决议机关。

笔者解析

股东代表诉讼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原告股东与被告和解实质上处分的是公司利益,且与其他股东存在牵连,故九民纪要明确代表诉讼中进行的和解须经公司决策机关通过,值得肯定。但笔者注意到,纪要仅提及“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是否为公司的意思”,并未明确审查的程序及范围、和解协议的正当性及合理性,以排除某一方受欺诈、胁迫、利诱的情形,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公司利益的高度嫌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若本身被告就是所持表决权为三分之二以上的大股东,或不是大股东却受大股东控制,则和解协议实际上无需小股东同意,被告单方即能通过决议,则纪要对于调解协议须经决策机关通过的规定形同虚设,对防止原被告双方利用调解协议损害公司利益的目的落空。因此笔者认为,将此处改为协议应经公司所有股东同意,可能更为妥当。

 八、其他问题

(一)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

纪要原文: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规回顾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笔者解析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肯定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肯定了出资合同的效力及隐名股东的投资权益。但同时也指出,若需办理变更登记的,必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然而实践中,对于“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适用标准存在不同理解,有的认为必须在诉讼中征得其他股东同意,有的则认为可依据股东会决议、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来确定,不能用诉讼程序去否定或创设这种合意。另外,对于如何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也存在困惑,是在诉讼程序中由法院去征询股东意见形成笔录或特定文件,还是股东自行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形成决议后提交法院?那么该等决议的效力又如何确定?另外,有限责任公司本身具有高度人合性,在隐名股东已与显名股东产生争议进行司法确权的情况下,若非特别原因,出于“维稳”的考虑,其他股东几乎不可能配合同意其显名。由此看来,此前上海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沪高法[ 2003] 216号)曾明确的:“如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但随着司法解释(三)的实施,司法实践又重新陷入“迷惘”。此次九民纪要的规定无疑是对司法解释(三)的重大突破,再一次彰显了纪要明确的“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的精神,无疑给广大隐名股东带来“重大利好”。

笔者建议

鉴于纪要明确隐名股东的显名条件为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故笔者建议广大隐名股东,除应与名义出资人签订完备的出资协议外,还应注意收集固定,甚至刻意为自己“制造”其他股东知道实际出资的证据,并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尽可能积极地行使股东权利,为解决日后可能产生的争议打下基础。

(二)请求召开股东(大)会不可诉

纪要原文: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本质上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围。股东请求判令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按照《公司法》第40条或者第101条规定的程序自行召开。股东坚持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法规回顾

《公司法》第40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公司法》第101条:“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笔者解析

公司决议是公司意思表示的载体,包括股东会、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公司作为法律上的拟制人,其意思表示须由公司内部权力机关形成,由于该决议一经作出即产生法律约束力,故《公司法》对于其形成的程序和内容均有严格限制,决议内容可能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无效,也可能因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被撤销。且公司是否召开、何时召开、如何召开相关会议须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公司自己的商业判断,属公司意思自治范畴,司法不宜介入,也很难介入。纪要明确对于此种情况不予受理,充分体现了司法介入的审慎。


作者简介

苏蕾: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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